近年來數位轉型持續加速，除了不可避免的資安問題，國際政經局勢也對數位產業的發展帶來多重挑戰。美中貿易戰自2018年開打，雙方分別以圍堵和加速研發等方式爭奪科技市場地位，全球產業鏈也因此不得不重新制定策略。
隨著美中貿易戰越演越烈，戰場拓展至數位經濟，各國政府陸續推出不同政策應對。與此同時，產業鏈為了因應單一系統兩套標準的趨勢改變型態，台灣作為支援全球供應鏈的角色之一，也必須在變化多端的局勢中找到出路。
數位經濟興盛 資安威脅加劇
新興科技如AR、VR、區塊鏈、無人機、3D列印、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機器人、雲端的崛起，帶動垂直領域產業蓬勃發展，也推動產業持續投入數位轉型。Global Newswire指出，全球數位轉型市場在2021年營收為4,003.4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該數字將成長至21,980億美元，2022~2030年以23.72%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企業在數位技術的加持下持續擴大規模、降低營運費用、提升生產力並透過即時決策來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數位轉型的常態化對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不再高不可攀，以東南亞地區而言，除新加坡在數位轉型發展快速外，印尼政府也發布從2025年展望2030年的「國家數位轉型計畫」，強化投入發展數位政府、數位經濟、數位社會等項目。預計到2025年，數位經濟市場潛力將達1,460億美元的印尼，在總統佐科威的鼓勵與疫情催化下大力投入電商與新創產業，加速數位基礎設施，等到數位人才、數位政府、數位法規具備一定水準後，該國就能建立完善數位生態系。
當然，在數位化程度加速提升的狀況下，資安議題也浮上檯面，無論是俄烏戰爭的國家駭客攻擊、中國對台軍演，部分台灣超商看板遭外部駭客入侵，或是從疫情至今供應鏈持續受到的資安威脅，種種事例皆反映數位經濟的策略已從前期的「快速發展」轉換至「發展與安全並行」。根據調研機構IDC的報告，預計到2026年，與資安相關的硬體、軟體投資將達576億美元，而2021-2026期間年複合成長率為16.4%。在整體資安軟硬體投資中，「服務」將成為企業主要投資類別，占整體資安支出50%，其中託管服務、諮詢服務和整合服務是重點項目。安全軟體將成為第二大市場，以端點安全、資料安全軟體及身分和數位信任軟體為主軸，隨著IT支出與物聯網設備逐漸上升，加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造成網路攻擊氾濫，資訊安全的重要性有增無減。
美中全面開戰 全球爭搶科技主權
並非所有數位經濟發展皆如此和諧，除上述資安問題外，當前地緣政治議題的重大性快速上升，原因有二。第一為以軟體驅動的數位經濟牽涉大量資料傳輸、交換、分析應用等議題，而中國為主的國家透過企業與各種手段滲透其他國家，盜取營業秘密與搜集個人資訊的行為引起各國警惕；第二項要素為美中衝突已經從貿易端的實體清單，進一步發展為全面科技戰，戰略物資如半導體、電池、高階材料、稀有金屬也成為各國近來供應鏈政策重點。2021年6月由美國提出《百日供應鏈報告》(The 100-Day Supply Chain Review)明確指出美國須降低對他國關鍵物資的依賴，對比拜登的《印太經濟架構》、《CHIPS法案》、《QUAD四方聯盟》，可看出供應鏈已與地緣政經發展合為一體。目前普遍將半導體大廠如英特爾(Intel)、三星(Samsung)、台積電(TSMC)、艾司摩爾(ASML)視為這場圍堵科技發展的主角，即便這並非出自他們自身的意願。目前，全球政府已經開始強烈干預產業政策發展。為鼓勵製造業回流，美國也設立250億美元的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協助企業設廠與招攬員工，使過去的離岸製造要調整為近岸製造，特別是半導體、電動車、電池、衛星等戰略產業(圖1)。
圖1 全球供應鏈極難回歸過去各自分工的時代
資料來源：ACM
除美國外，歐盟也於2022年7月與17國簽署「全球供應鏈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建立韌性的長期供應鏈，倡議中強調與合作國家企業強化資訊透明度、推動採購來源多元化、確保供應鏈安全避免斷鏈。受到俄烏戰爭影響，歐盟已開始大力推行能源自給自足，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共享價值與標準。其他國家也各有對策，如英國制定「防禦計畫」(Project Defend)、德國修改「對外貿易與支付法」、南韓提供企業補貼及稅收優惠，並分擔部分工廠遷移成本、日本推出「供應鏈對策國內投資促進事業」計畫，皆為美中科技爭霸與高科技產業獨立自主下的措施，一方面希望透過政策吸引自家製造業回流，避免關鍵技術、軟體、零組件落入不友好國家手中，一方面大力推動智慧製造，期望製造業積極轉型。
這些議題顯示出在全球數位連結程度加深的情況下，「科技主權」(或數位主權)的範疇同時涵蓋硬體與軟體，從供應鏈的硬體端著手無疑是個爭奪科技主權的方式，透過半導體設備與晶片的限制，可大幅減緩對手在人工智慧、電動車、太空衛星產業的發展，降低競爭者研發能力，同時扶植自己國家產業。在這種軟硬體整合的時代下，供應鏈應可視為數位經濟發展的「長臂」，更能透過物流、金流、資訊流來整合國家經濟發展，但也可能成為各國數位管治下的頭號目標。
美國科技封鎖vs中國標準2035
一切雖然始於美國與中國的恩怨，但全球似乎即將迎來「一個世界、兩種標準」的時代。美中接連祭出措施，一個試圖斬斷對方技術發展，另一方則努力自立自強，而這一切皆與訂定「產業標準」或「國際標準」有關。就在筆者撰寫此文同時，拜登政府正考慮簽署行政命令，進一步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國科技業。過去美國政府的作法是阻止美企向中國出口重要技術與零件，但美國的私募、創投、企業仍積極投資中國科技業者。為從金流著手，美國開始限制新創投資項目，呼應部分參議員提出《國家關鍵能力保護法案》(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ies Defense Act)考慮的議題，未來，美國企業若要投資中國科技公司，皆須向美國政府報備。
該作法可以看出，美國為維護自身技術主權，從原先對威脅國防的企業如華為、中芯、海康威視進行限制，到近期限制輝達(NIVIDIA)A100和H100晶片、AMD MI250晶片等人工智慧晶片出口中國，未來可能全面擴散到科技業相關商業投資。甚至不只美國，英國近期也傳出政府攔截中國聞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導體(Nexperia)收購英國最大晶圓廠Newport Wafer Fab，足以顯示對中科技封鎖正成形。
為了避免被美國技術「卡脖子」，中國積極以供應鏈自主、技術發展自主為訴求，2021年提出的十四五規畫便為一例。中國透過自主創新及產業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如半導體、新一代通訊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業、能源、綠色環保、航太、海洋裝備等，以提高產業鏈現代化水準，同時制定中國標準2035，以市場換取建立國際技術標準(圖2)。中共「十四五規畫」的未來經濟發展重點在實體經濟而非網路經濟，因此必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數位能力與重點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推動中國成為科技製造強國。在這樣的情勢下，這也促使中國大力發展「中國標準2035」，該標準起源於「中國製造2025」，目的為解決中國現在依賴國外技術的窘境，並以此掌握未來全球市場，推進大陸與國外標準體系相容性，以標準互聯互通促進產業合作和經貿便利化，降低技術授權金支付，最終目標是成為國際標準的主導者。
圖2 中國標準2035力求技術自主與國產化
資料來源：Horizon諮詢、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網站
以通訊標準為例，美國透過「乾淨5G網路政策」整合價值觀相似之盟友，排除陸廠參與5G網路，與盟友在5G設備開發等項目上合作，建構美國開放5G生態系，連帶促進美國廠商與盟國業者共同建立可信賴的設備供應鏈，涵蓋的設備與服務範圍包括乾淨營運商(Clean Carrier)、乾淨商店(Clean Store)、乾淨行動應用程式(Clean Apps)、乾淨雲端(Clean Cloud)、乾淨電纜(Clean Cable)以及乾淨通道(Clean Path)，準備抹除中國相關設備與服務供應鏈；中國則積極推動「新基建」促進新世代基礎建設發展，擴大內需市場，初期藉由下單非美系供應商因應製造需求，長期則著重發展5G自有技術、聚焦供應鏈「去美化」，邁向一個世界、兩個標準的常態。同時，中國在通訊標準上也積極布局自身人馬，包含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標準組織(ISO)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其中兩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皆為中國人，可看見中國正透過各種方式建立技術自主權。
「中國+1」成趨勢 台灣產業夾縫求生有方
雖然近來有專家學者指出，美國為緩解通膨可能會放寬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然而拜登政府卻宣布將維持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懲罰性關稅，此舉彰顯政治考量比經濟考量更為優先，加上這段時間各種封鎖措施，顯示拜登將持續採取強硬措施以維持美國利益第一的原則，同時也為下屆總統選局布局。從美中貿易戰、全球疫情到近期的俄烏戰爭，甚至連全球主要央行都進入升息循環，這樣變化快速且巨大的衝擊前所未有，企業除平衡自身存貨管理能力以緩解外部因素造成的產能、價格或匯率波動外，也可從全球各大區域製造中心選擇替代生產基地，並與供應鏈中其他利益關係者強化協作，降低不必要的超額訂單與波動。雖然短期內企業或將負擔較高的薪資與營運成本，並可能影響其供應商議價能力，但長期而言，在各國政府可能參與供應鏈發展的局勢下，企業不但能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母公司掌控力，也可同步分散上下游廠商的集中程度，降低對單一供應商或通路的依賴，甚至與當地廠商合作，打造「多生產基地、多市場」的韌性供應鏈，以分散不必要的風險。
確實，在這波供應鏈移轉浪潮下，台灣電子產業鏈首當其衝，無論是受壓於品牌廠與其他政治壓力，或布局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中國+1」。以印度而言，緯創、和碩、臻鼎、鴻海、英業達、瀚宇博紛紛遷廠；越南部分則有鴻海、仁寶、和碩、正文、智易、仲琦、建漢、樺漢、東科、勝華、緯創等企業；墨西哥則包含鴻海、英業達、緯創、和碩、事欣科、樺漢；馬來西亞則有鴻海、緯創、英業達、國巨、華新科、大毅、旺詮、智寶、千如、日月光；泰國則是廣達、加高、金山、敬鵬、美律、精英、緯創、泰金寶。由此可觀察到，東南亞、印度、中南美甚至中東歐，都是台灣電子製造業者積極前往建立替代生產基地的地區。雖然搬遷過程冗長且耗費成本，但這種國際間的不信任已經促使供應鏈重組，除了韌性供應鏈外，也須要建立「可信任」(Trustworthy)的供應鏈。
供應鏈議題是全球科技霸權爭奪下，企業所須面對的第一戰。雖然此趨勢或將延續，但業者接下來要面對的很可能不只是供應鏈等生產端的移轉，還包括充滿政治立場的技術標準制定。例如全球為促進5G普及化，開放式無線存取網路(O-RAN)已成為有效解決方案，台灣因為擁有完整5G生態系及支援全球供應鏈的能力，能在半導體及ICT產業合作基礎上，切入更高附加價值的5G O-RAN市場，進而走入智慧製造、智慧零售、智慧醫療、5G、電動車等產業。這種機會在當前地緣政治不穩定、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時局下更顯競爭力。然而，若未來一個世界、兩套標準成形，企業左右逢源的可能性相當低，科技主權的爭奪已經主導產業策略布局與設廠等參考，更影響政府在標準制定與技術限制的政策，從供應鏈到新標準的移轉，將是未來所有台灣企業的必修課程。